一次成功的诉苦大会，需要干部在诉苦之前就对苦主进行培训，告诉他们该怎样去诉，教给他们一些诉苦叙事的技巧，帮他们总结出几件最痛苦、最悲惨、最令人同情的经历，提炼出地主最令人痛恨的几条罪状，以便能够激发群众最强烈的仇恨。
而一旦负责的干部在这些细节工作上偷懒，则诉苦大会的节奏就有失控的风险：
    据昆嵛县大宅库村的老人于声元回忆，当时有个贫农在诉苦会上回忆起在地主家的生活，说起在地主家的伙食道：“那时候在地主家虽然干活累点，工钱有点少，可每顿的伙食还真不赖，吃着豆面粑粑，苞米粥，就着刀鱼，比现在还要好……”话还没说完，就听见下面的干部说“行了，你讲的差不多了，可以下去了！”[1] 
而到了五十年代末，诉苦大会中翻车的情况也开始愈发严重。
在1959年10月，广西北海奉命开展了一场“大鸣放、大辩论”。但也许是当地已经找不到足够的地主和富农，因此上级指示“辩论”的对象是上中农群体（富裕渔民与一般渔民），但渔民这个群体又能有多富呢？于是之后的事情进展就开始失控了：
    “富裕渔农民在鸣放中，表现十分猖狂和嚣张，彻底地暴露了他们对三个万岁和党的领导进行恶毒攻击的资本主义思想面目，他们进行攻击的集中论调是：解放后不比解放前好、公社化什么都化光了、公社不如高级社，高级社不如单干好、共产党不会领导生产，甚至更恶毒的是说：“共产党压迫人民剥削农民比地主还惨”
上中农如此，和他们差距并不大的贫、下中农和渔工、贫苦渔民当中也出现了类似言论：
    “有不少人由于思想认识模糊，而发表了对三个万岁不满，对党不满的言论，有少数人甚至跟着富裕农民一起进行攻击污蔑，个别人还诉起共产党的“苦”来了，包家大队有个贫农何四妹竟说：“我要诉共产党的苦，社会主义的苦，讲大跃进好害得三饥两饱”
最离谱的是甚至部分干部也加入了这个队列：
    “在党、团员干部中，也有少数人在富裕农渔民的叫嚣面前表现了动摇怀疑，感到理亏，也有个别蜕化变质分子和富裕渔农民一起攻击党、攻击社会主义，如西塘大队团支部副书记吴永卓(贫农)就十分恶毒地说：“共产党惨过地主和国民党，欺骗人民。”[2] 
参考
    ^《土地改革中发动群众的经验（重编本）》.中南人民出版社
    ^《大跃进时期的北海》.中共北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编

为啥土改？ 就是为了把债主清零。给债主扣上一顶反革命压迫百姓的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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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员不按照剧本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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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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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共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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